1945年建立航空学校时，我也就十八九岁，已经参军了，经过身体检查，尤其是眼睛、心脏啦，就调我们到东北通化的航校去了。调到航校不久，正赶上国民党大举进攻，赶得我们到处跑，从通化到了牡丹江，又从牡丹江转到与苏联接壤的东安那一带。在老航校飞的是日本飞机，有日本教师教。到了1950年的时候，苏联帮助我们建设新航空学校，教官和飞机也都是苏联的。

　　抗美援朝开始时我在航空兵第四师，朱总司令还亲自到辽阳检阅我们，由刘亚楼司令员陪同着，朱总司令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。他说，我们虽然在飞机性能上、飞行时间上不如对手，但只要勇敢加技术，就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。

　　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刘亚楼司令员陪着朱总司令是从举办检阅仪式的礼堂侧门进来的。当时主持仪式的副师长也是个老红军，他只顾瞄着正门了，结果总司令突然出现在面前，他紧张得忘了敬礼报告。刘亚楼司令员问他为什么不报告？副师长说自己没看到，刘亚楼说，那你现在还没看到啊。

　　跟我同期学飞行的战友中有一个叫李汉，他是28大队的，比我先入朝，他第一个击落了敌机，记得是F—84，美国的喷气式飞机。这对我们其他人鼓舞挺大，李汉是我们同期同学，他能打下美国飞机，我们同样也能打下美国飞机。

　　我第一次击落敌机是1951年10月的事，那是一架美国的F—86喷气式战斗机。返航的时候，又有一架F—86尾随，我就准备跟他对头，他也怕撞啊，惊慌了一下子，倒转，结果自己撞到山上了。

　　在朝鲜战场上，我总共击落10架美军飞机，都是F—86。当时击落一架敌机就给记一等功一次呢。

　　1952年的2月10日，我击落了美国王牌驾驶员戴维斯，给我记了特等功，还授予我一级战斗英雄称号。

　　当次战斗很激烈，我并不知道对面的就是戴维斯，只是发现有敌人迎面过来，我也是迎着对过去了，最后我就疾速地转弯来咬他，一下咬住他的尾巴了。这样我就靠近他，靠近他到四五百米的时候，我就向他开炮，就把他给打中了。另外一批敌机也击中我了，我跳伞了，刚好落到咱们志愿军陆军的阵地上，他们还招待我吃了顿饭，记得吃的是面条。

　　后来美国那边传出来，说是第四联队334中队的中队长戴维斯被击落了，咱们一去查，才发现我把这个美国王牌飞行员打下来了，当时大概是打中他的要害了，他没来得及跳伞，深圳新闻网，死在座舱里。

　　我的两位驾驶僚机的战友后来也牺牲了，一个是刘春生，春天的春，生产的生；还有一个叫单子玉，击落戴维斯时，我的僚机就是单子玉，他是丹东人。他们俩都葬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纪念陵园，我到那儿去过，看他们，给他们扫墓。单子玉牺牲后，开追悼会，我把单子玉的一绺头发剪下来，一直装在怀里头，每次作战带着，直到抗美援朝胜利。

　　所以说击落戴维斯，功劳不能说是我个人的。我的僚机还有一系列的后勤保障人员、机务人员，都在那个地方，为着一个共同目标。跟世界上最强的敌人作战，必须练好自己的本领，比如说翻跟头啦，翻滚啦，做上升转弯啦，做俯冲啦，这些东西都得能做，你在空中操纵自如，才有可能拦截敌机打掉敌人，当然人心的力量更重要，你得不怕他，得拿出勇敢精神来，你怕是不行的。从我这些作战当中，我的体会是，打仗一个是靠技术，再一个靠勇敢，靠你的思想，这个很重要。

　　当年飞行中我也有过教训，当时为了多练技术，多飞行，把技术练好了，好去打仗，没想到超过了规定飞行时间，我从辽阳机场起飞的，在那儿训练，结果练特技动作飞到了沈阳，没有多少油了，我回不了辽阳了，只能在沈阳的机场落地，落地时我冲出跑道，飞机摔了，我自己还受了轻伤。但我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练好技术打美国鬼子，但是做得过分了，没考虑到安全规章。

　　战争的每时每刻都会有牺牲。

　　抗美援朝时我身边有两个团长都牺牲了，一个团长是赵大海，他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，起义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员，山东泰安人，他这个人挺好，他跟美国鬼子作战，飞机中弹掉到海里，尸首没找着。还有一个牺牲的团长叫陈亮，我们同期同班的同学，他是团长，我是副团长。他也是抗大一分校的，我们都是抗大的，当时他跳伞成功了，但是美国鬼子呢，违背世界公法，扫射他的伞……

　　抗美援朝开始时，我们团从辽阳出发，飞行员满满地坐了一车，回来的时候就剩不到一半人了。战争就是这么残酷。更何况你不是跟别人打，你是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打啊，就是这样。

　　本版文/本报记者 邵延枫

（编辑：SN087）